追忆当年杀年猪

陈寿定

 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杀年猪的习俗在诸暨农村颇为盛行。因而,到了腊月后半月,屠夫(俗称“杀猪佬”)便成了村里的大忙人。谁家要杀年猪,必须提前预约。当然,腊月二十六日(俗称“廿六夜”)是不宰杀禽畜的,此乃约定俗成的规矩。

1952年,我家杀了年猪。那年我已10岁,杀年猪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。记得杀年猪那天,一家人早早地起了床。吃过早餐,父亲去屠夫家背来杀猪凳,又借来一只大木桶,母亲忙着抱来柴爿,在灶台上烧水。待两大锅水将快烧滚,屠夫也拎着一篮子刀具、拿着一根铁棍,风风火火地赶到了。父亲去叫叔父来做帮手。母亲准备好一个大钵头,放上盐,用以接猪血。屠夫呷了几口茶,系上油光可鉴的围裙。他首先走进猪栏,抓住猪的两只耳朵,父亲抓住猪尾巴,叔父抓住两只猪脚,把猪抬到杀猪凳上。猪发出尖厉的叫声,并拼命挣扎。三人合力将猪按住:父亲抓住猪的两只后脚并用胳膊肘压住腚部,叔父抓住猪的两只前脚并压住前胛,屠夫用左手握住猪的嘴巴并用胳膊摁住猪头。猪终于动弹不得了。屠夫用脚把大钵头挪移到猪头下方,右手操起一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,刺向猪的咽喉部,刺到深处又转动两下。待杀猪刀拔出时,猪身体里的血便喷涌而出,注入大钵头。母亲端来一小盆冷水,冲入猪血钵头,还用小木棍在钵头里搅动几圈。此时,猪的挣扎力度大大减弱;嘶叫声也渐次降低,再后来,变成了呻吟。到最后,猪粗重地喘了几口气,蹬了几下腿,便一命呜呼了。

三个人松开了手。屠夫把刀上的血擦在猪身上,并嘱父亲将烧好的滚水舀出来,倒进大木桶。他和叔父合力将猪抬起放进大木桶,并不断变换其体位。等到能用手将猪毛拔下来时,屠夫就操起专用工具“铁刮子”将全身猪毛刮去。猪头上的毛较难弄干净,屠夫便叫父亲再用滚水浇注一会儿,然后从竹篮里找出一块“浮石”,在猪头面部的皱褶处磕打。不久,整个猪头就被收拾得白白净净了。

用冷水冲洗过后,猪又被抬到了杀猪凳上。屠夫用刀在猪一只后蹄上切开个小口子,又拿来铁棍从那个口子慢慢捅进去,并顺着猪的表皮来来回回地捅几下,再四下里进行全身疏通。然后,他拔出铁棍,叉开双腿,把嘴捂到那个口子上,鼓腮瞪眼,使劲向猪的身体里吹气。一会儿,猪的身体开始鼓胀,逐渐显现出丰满富态,四条腿也挺得直直的。屠夫用细绳子将那个口子扎紧,以防漏气。

接下来,屠夫要给猪开膛了。邻里的大人小孩围拢来看热闹,男人们估摸着有多少斤白肉,女人们评说着猪的肥瘦,小孩们则等待着屠夫割下猪尿泡。屠夫给猪开膛后,剥下两爿板油,割下鸡冠油和小油,分别放在父母亲端来的米筛、夹筛里。又把猪的心、肝、肺、腰子(肾)割下来,挂在廊檐下的铁钩之上。然后,将猪肚和大肠、小肠掏割下来。此时,有几个孩子叫起来:“猪尿泡!猪尿泡!”屠夫顺应民意,随手摘下了热乎乎的猪尿泡。一个孩子马上接到手上,招呼其他孩子呼啦啦地跑出去了。他们会把尿泡里的尿液排光,洗干净,设法向猪尿泡里面吹气。待它鼓胀得像排球那么大,用细绳扎紧吹气口。然后,跑到大道地里,踢来踢去地追逐。屠夫的下一步工作是“翻肠”。他将大、小肠分别翻过来,倒出肠里的东西,用盐揉洗几遍,再用清水冲洗,洗干净后又翻回去,盘成一串,挂到钩子上。最后,是割下猪头,把猪身劈成两爿。至此,杀年猪的程序完毕。第二个杀猪户的户主也已赶到我家,背走了杀猪凳。父亲付清杀猪工钱后,屠夫就拎起一篮子刀具,拿着铁棍,匆匆离去。

我的心思早已飞出了大台门。待屠夫离开我家,我便飞也似地跑出去,直奔大道地。我立刻加入了孩子们的大部队,犹如一朵浪花融入奔腾的河流。此时,猪尿泡已经变成了“足球”,大家追着它,又跑又跳,又喊又笑,热闹非凡,其乐融融。

不久,母亲将我从大道地叫回家。此时,猪血已被煮过,而且像切豆腐那样被切成无数块块。母亲拿来几个大碗,盛满猪血,叫我分送给台门里的所有邻居。这,是村里的风俗。

吃“杀猪顿”也是村里的风俗。临近中午,父亲请来家族的长辈和伯父、叔父,还有两三个村里的好友。“杀猪顿”,当然以猪身上的东西唱主角:两碗红烧肉,一碗炒猪肝,一碗炒腰子,一碗炒小肠,一碗猪血煎豆腐,再配一碗鱼、数碗新鲜蔬菜。喝的酒也是自家酿的米酒。一桌人喝酒吃肉,高声谈笑,当然也是其乐融融。


给邻居送猪血,是你来我往的事;吃“杀猪顿”,也是“今年他请我,明年我请他”。但这种风俗却能释放出一种魔力,使大家分享到杀年猪、过大年的欢乐。一个村子,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家杀年猪,整个村子便会弥漫着温馨、友善、祥和的气氛!


来源于《浣纱》

编辑 | 唐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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