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民办教师生涯

吴五六

 

1975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尚未结束,各行各业正处在全面整顿阶段。这一年,诸暨的教育出现了一个“大跃进”的景象,尤其是初中教育。初中办到家门口,在小学设立初中班,这叫“戴帽初中”。下半年,双桥公社在原有双桥、廿里牌、火烧吴等初中的基础上,一下子又新增了梓月岭、徐家坞和里钱三所“戴帽初中”。随着初中扩班,为了缓解教师严重不足的状况,经公社“贫管会”考察批准,我被招聘为公社民办教师。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大的转折。从此,我摘除“代课教师”的帽子,成了一名仅次于公办的教师。进入全县民办教师名册,工作有了一定保障,待遇也提高了不少。工资由公社统一发给,每月薪水虽然也是30元,但不用买工分、向生产队上缴管理费。如其他正式教师一样,享受寒暑假和其他法定节假日。得知这一消息,我心花怒放,走路也轻松了不少。

我被公社“贫管会”分配到徐家坞任教。这里原有一所小学,一至四年级,两位老师。为了照顾当地群众子女就近入学,初中班就附设在徐家坞小学。初中班有37名学生,来自徐家坞、黄婆桥、严塘三个大队和霞阳大队的胡卜坞生产队。教学采用包班的形式,任课老师只有我和张伟夫两人。张老师负责教语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唱歌等课目,我负责教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体育等课目。这种事情,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是荒唐可笑,我一个初中毕业生,哪有这么大的本事?但这却是摆在我面前的客观现实,我别无退路,凭着年轻人无知无畏的勇气挑起了重担。

令我高兴的是,在工作中我遇到了一位好搭档——张伟夫老师。张老师四十出头,高高个子,和蔼可亲,是个白面书生。他是公办教师,已有十七八年教龄,教学经验丰富。文学创作和美术是他的特长,1966年1月他曾作为全县文学青年代表,参加全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他是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,像大哥哥一样,工作上他给我悉心指导,常给我传授教学方法和经验,生活中对我体贴入微,买菜烧饭由他全包。他是一位大好人,与人为善,平和亲切,深受师生爱戴。

当年数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代数和几何两部分,代数包括整式的加减、一元一次方程、二元一次方程组、整式的乘除、因式分解等,几何包括线段、角,相交、平行,三角形,四边形等。虽然内容简单,但我却教得有些吃力,似有大糊涂教小糊涂的感觉。有时,竟是现炒现卖,边学边教。

老师的水平如此,学生的基础也很薄弱。一些学生,在小学时就没好好读书,这并不是这些学生脑子笨,而是“文革”期间教学秩序混乱,停课是常有的事。班上有一个学生,数学考试每次都挂红灯,他人长得机灵,做别的事都很好,就是成绩不行。一次,碰到这位学生读小学时的老师,他告诉我一件事:“我教这个学生时,他脑子灵光,很会吵闹。中午11点,别的孩子放学回家吃饭了,我就把他留在办公室,罚他读课文半小时,指着办公桌上闹钟,叫他到11点半才可回家,说完我也回家吃饭去了。走到半路,我突然想起,我把家里的钥匙忘记拿了,转身就往学校跑。刚到校门口,就碰上了这个学生。喂!你怎么啦?11点半还没有到呢!他红着脸答已到了。我拉着他来到办公室,一瞧办公桌上闹钟,时针已过11点半了。原来,当我回家后,他把闹钟拨到11点半也就走了。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啊!”原来如此,我听得哈哈大笑。

尽管这班学生的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,但这群农家孩子天真活泼,思想纯洁,特别听话,惹人喜爱。

新学期开始不久的一天——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。当在中央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时,我的脑子中顿感一片空白,不知这位领袖死了,中国的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怎样?他没了,我们今后如何生活?全社会笼罩在悲痛的气氛中,课也不上了,师生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,神情凝重。后来接到上级通知,要求我们以校为单位组织开展悼念活动。我和张老师买来了白纸、黑纱,砍来竹子,组织学生折纸花、做花圈,并举行了悼念仪式。不知为什么,此时此刻的学生也变得特别听话。

两年过去了,37名学生到时统统毕业,徐家坞这所“戴帽初中”也完成了历史使命,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。

1977年暑假,全县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教师学习班,教师分区集中,我们浣纱区的教师在城关集中,住在体育路东方红小学的教室里。铺盖及日用品自带,住宿条件十分简陋,一间教室住二三十人,席子在地上一摊就算每人一铺了,晚上驱蚊就点上两盘蚊香。吃饭在小学食堂,伙食费自负。东方红小学的对面是一座灯光球场,这是当时诸暨最现代化的体育设施了。紧挨球场的是人民电影院,球场与电影院虽只有一墙之隔,但要去电影院必须出校门左拐到环城路(大桥路),然后再右转弯直行几步。对于我们来说,电影院和灯光球场是两个特殊的场合,电影院是我们集中开大会的地方,而灯光球场却是批斗会的场所。

集中学习之后是分散活动,一般以公社为单位组织讨论。讨论时,每个人都要发言,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。大多数人都是人云亦云,上面怎么说,我们就跟着怎么说。

1977年8月,我到双桥初中任教。校舍坐落于小山岗上,原是双桥大队的仓房,朝南一长排十一间青瓦平屋,屋前有一个偌大的晒场,用石灰拌和沙石夯成。教室、办公室、教师宿舍都在十一间中,靠西一旁建有厨房和厕所。

虽然当时公社的“戴帽初中”都已撤销合并,但双桥初中的规模却仍维持在4个班级,其中初一2个班,初二2个班,学制仍为二年。学校有专任教师9人,另聘食堂临时工1人。

在数学教师过剩的情况下,学校领导叫我改任化学专任教师。初二2个班级,每周各4节共8节课,除此之外,还要担任学校的总务后勤工作。

以前的数理化是合在一起的,只有一本教材,物理和化学的少量内容插在数学课本里。从1977年下半年起,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规,化学和物理单独成课。我虽然零零星星地接触过化学教学的一些内容,但单独作为一门课程,去开展系统性教学还是第一次。化学这门学科与数学、物理有些不同,初中是无机化学,不少基础知识靠记靠背,如分子式、化合价、元素周期律等,只要背熟记牢问题不大。讲化学反应,当时的课本内容也不过只有化合反应、分解反应、置换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等。即使是化学方程式的配平,也是有规律可循的,难度并不很大。为此,在教学中,我通过讲解、背诵、默写、练习等方法,千方百计地让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。关键问题是,学校没有半点实验仪器和设备,实验只是口头上讲讲、黑板上画画,教学效果可想而知。如果有实验仪器和设备,像化学反应的实验一操作,直观易懂,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1978年上半年,一位姓蒋的英语老师中途离开。他已是一位民办教师,因收入太低家庭经济困难而自愿辞职。他一走我倒霉,公社教育干部第二天就找我谈话,叫我在任化学的同时,再承担初一年级2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。我当时十分惊讶:“怎么?读初中时,我只读过3年英语,如今已过去10多年了,学的这点英语早已还给老师了!”“难道你能叫一年不读的人去教吗?”这位干部双眼紧盯着我,说话咄咄逼人。我一时语塞,无言以对,就这样硬着头皮应承了下来。

教英语,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对我来说,英语的书写问题不大,主要是读音不标准,读书的时候,我们学的是美式发音,如“L”,把哎嗬读成哎儿。任务既然接受了,毫无退路,只好边学边教。我特地赶到城关,找到一位曾在城关中学教过英语的同学,向他请教,并拿来了许多单词卡片和教学资料。这样,勉勉强强地撑到学期结束。

新学期的英语课程,全国统一使用部编教材,内容增加,难度加大。1978年暑期,我参加了在枫桥中学(学勉中学)举办的全县英语教师培训班。培训班为期半个月,担任培训的教师有杨家琍、楼家才、周承炜、刘国挺等。据说,当时全县的英语老师十分稀缺,正规英语专业出来的大学生没几个。我记得,杨家琍和刘国挺两位老师教我们语音,杨老师的发音准确,声音甜美。语法是楼家才和周承炜老师教的。

没培训与参加过培训的情况天差地别,虽然培训的时间较短,但我们却在培训中学到了不少知识,这对于我们新学期开展教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培训回来后,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,我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和化学两门课程的学习。

英语和化学,与我教学的课程是对口的。当时,电视机少得可怜,我要骑自行车到和济中学听课。和济中学只有一只匈牙利产的黑白电视机,信号很差,听着听着信号没有了,这是常见的事。我每周的工作量超负荷,化学两个班8节课,英语两个班8节课,还有总务工作,同时再要读两门电大课程,这不知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!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,是万万做不到的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


来源于《浣纱》

编辑 | 唐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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