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民办教师生涯

吴五六

1975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尚未结束，各行各业正处在全面整顿阶段。这一年，诸暨的教育出现了一个“大跃进”的景象，尤其是初中教育。初中办到家门口，在小学设立初中班，这叫“戴帽初中”。下半年，双桥公社在原有双桥、廿里牌、火烧吴等初中的基础上，一下子又新增了梓月岭、徐家坞和里钱三所“戴帽初中”。随着初中扩班，为了缓解教师严重不足的状况，经公社“贫管会”考察批准，我被招聘为公社民办教师。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大的转折。从此，我摘除“代课教师”的帽子，成了一名仅次于公办的教师。进入全县民办教师名册，工作有了一定保障，待遇也提高了不少。工资由公社统一发给，每月薪水虽然也是30元，但不用买工分、向生产队上缴管理费。如其他正式教师一样，享受寒暑假和其他法定节假日。得知这一消息，我心花怒放，走路也轻松了不少。

我被公社“贫管会”分配到徐家坞任教。这里原有一所小学，一至四年级，两位老师。为了照顾当地群众子女就近入学，初中班就附设在徐家坞小学。初中班有37名学生，来自徐家坞、黄婆桥、严塘三个大队和霞阳大队的胡卜坞生产队。教学采用包班的形式，任课老师只有我和张伟夫两人。张老师负责教语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唱歌等课目，我负责教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体育等课目。这种事情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是荒唐可笑，我一个初中毕业生，哪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但这却是摆在我面前的客观现实，我别无退路，凭着年轻人无知无畏的勇气挑起了重担。

令我高兴的是，在工作中我遇到了一位好搭档——张伟夫老师。张老师四十出头，高高个子，和蔼可亲，是个白面书生。他是公办教师，已有十七八年教龄，教学经验丰富。文学创作和美术是他的特长，1966年1月他曾作为全县文学青年代表，参加全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他是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，像大哥哥一样，工作上他给我悉心指导，常给我传授教学方法和经验，生活中对我体贴入微，买菜烧饭由他全包。他是一位大好人，与人为善，平和亲切，深受师生爱戴。

当年数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代数和几何两部分，代数包括整式的加减、一元一次方程、二元一次方程组、整式的乘除、因式分解等，几何包括线段、角，相交、平行，三角形，四边形等。虽然内容简单，但我却教得有些吃力，似有大糊涂教小糊涂的感觉。有时，竟是现炒现卖，边学边教。

老师的水平如此，学生的基础也很薄弱。一些学生，在小学时就没好好读书，这并不是这些学生脑子笨，而是“文革”期间教学秩序混乱，停课是常有的事。班上有一个学生，数学考试每次都挂红灯，他人长得机灵，做别的事都很好，就是成绩不行。一次，碰到这位学生读小学时的老师，他告诉我一件事：“我教这个学生时，他脑子灵光，很会吵闹。中午11点，别的孩子放学回家吃饭了，我就把他留在办公室，罚他读课文半小时，指着办公桌上闹钟，叫他到11点半才可回家，说完我也回家吃饭去了。走到半路，我突然想起，我把家里的钥匙忘记拿了，转身就往学校跑。刚到校门口，就碰上了这个学生。喂！你怎么啦？11点半还没有到呢！他红着脸答已到了。我拉着他来到办公室，一瞧办公桌上闹钟，时针已过11点半了。原来，当我回家后，他把闹钟拨到11点半也就走了。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啊！”原来如此，我听得哈哈大笑。

尽管这班学生的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，但这群农家孩子天真活泼，思想纯洁，特别听话，惹人喜爱。

新学期开始不久的一天——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。当在中央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时，我的脑子中顿感一片空白，不知这位领袖死了，中国的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怎样？他没了，我们今后如何生活？全社会笼罩在悲痛的气氛中，课也不上了，师生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，神情凝重。后来接到上级通知，要求我们以校为单位组织开展悼念活动。我和张老师买来了白纸、黑纱，砍来竹子，组织学生折纸花、做花圈，并举行了悼念仪式。不知为什么，此时此刻的学生也变得特别听话。

两年过去了，37名学生到时统统毕业，徐家坞这所“戴帽初中”也完成了历史使命，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。

1977年暑假，全县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教师学习班，教师分区集中，我们浣纱区的教师在城关集中，住在体育路东方红小学的教室里。铺盖及日用品自带，住宿条件十分简陋，一间教室住二三十人，席子在地上一摊就算每人一铺了，晚上驱蚊就点上两盘蚊香。吃饭在小学食堂，伙食费自负。东方红小学的对面是一座灯光球场，这是当时诸暨最现代化的体育设施了。紧挨球场的是人民电影院，球场与电影院虽只有一墙之隔，但要去电影院必须出校门左拐到环城路（大桥路），然后再右转弯直行几步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电影院和灯光球场是两个特殊的场合，电影院是我们集中开大会的地方，而灯光球场却是批斗会的场所。

集中学习之后是分散活动，一般以公社为单位组织讨论。讨论时，每个人都要发言，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。大多数人都是人云亦云，上面怎么说，我们就跟着怎么说。

1977年8月，我到双桥初中任教。校舍坐落于小山岗上，原是双桥大队的仓房，朝南一长排十一间青瓦平屋，屋前有一个偌大的晒场，用石灰拌和沙石夯成。教室、办公室、教师宿舍都在十一间中，靠西一旁建有厨房和厕所。

虽然当时公社的“戴帽初中”都已撤销合并，但双桥初中的规模却仍维持在4个班级，其中初一2个班，初二2个班，学制仍为二年。学校有专任教师9人，另聘食堂临时工1人。

在数学教师过剩的情况下，学校领导叫我改任化学专任教师。初二2个班级，每周各4节共8节课，除此之外，还要担任学校的总务后勤工作。

以前的数理化是合在一起的，只有一本教材，物理和化学的少量内容插在数学课本里。从1977年下半年起，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规，化学和物理单独成课。我虽然零零星星地接触过化学教学的一些内容，但单独作为一门课程，去开展系统性教学还是第一次。化学这门学科与数学、物理有些不同，初中是无机化学，不少基础知识靠记靠背，如分子式、化合价、元素周期律等，只要背熟记牢问题不大。讲化学反应，当时的课本内容也不过只有化合反应、分解反应、置换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等。即使是化学方程式的配平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，难度并不很大。为此，在教学中，我通过讲解、背诵、默写、练习等方法，千方百计地让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。关键问题是，学校没有半点实验仪器和设备，实验只是口头上讲讲、黑板上画画，教学效果可想而知。如果有实验仪器和设备，像化学反应的实验一操作，直观易懂，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1978年上半年，一位姓蒋的英语老师中途离开。他已是一位民办教师，因收入太低家庭经济困难而自愿辞职。他一走我倒霉，公社教育干部第二天就找我谈话，叫我在任化学的同时，再承担初一年级2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。我当时十分惊讶：“怎么？读初中时，我只读过3年英语，如今已过去10多年了，学的这点英语早已还给老师了！”“难道你能叫一年不读的人去教吗？”这位干部双眼紧盯着我，说话咄咄逼人。我一时语塞，无言以对，就这样硬着头皮应承了下来。

教英语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对我来说，英语的书写问题不大，主要是读音不标准，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学的是美式发音，如“L”，把哎嗬读成哎儿。任务既然接受了，毫无退路，只好边学边教。我特地赶到城关，找到一位曾在城关中学教过英语的同学，向他请教，并拿来了许多单词卡片和教学资料。这样，勉勉强强地撑到学期结束。

新学期的英语课程，全国统一使用部编教材，内容增加，难度加大。1978年暑期，我参加了在枫桥中学（学勉中学）举办的全县英语教师培训班。培训班为期半个月，担任培训的教师有杨家琍、楼家才、周承炜、刘国挺等。据说，当时全县的英语老师十分稀缺，正规英语专业出来的大学生没几个。我记得，杨家琍和刘国挺两位老师教我们语音，杨老师的发音准确，声音甜美。语法是楼家才和周承炜老师教的。

没培训与参加过培训的情况天差地别，虽然培训的时间较短，但我们却在培训中学到了不少知识，这对于我们新学期开展教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培训回来后，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，我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和化学两门课程的学习。

英语和化学，与我教学的课程是对口的。当时，电视机少得可怜，我要骑自行车到和济中学听课。和济中学只有一只匈牙利产的黑白电视机，信号很差，听着听着信号没有了，这是常见的事。我每周的工作量超负荷，化学两个班8节课，英语两个班8节课，还有总务工作，同时再要读两门电大课程，这不知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！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，是万万做不到的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

来源于《浣纱》

编辑 | 唐然